于建嵘教授认为面对目前的情况,整个社会需要更多的理性思考。实习生黄霹本报记者霍健斌摄
北京大学教授孙东东日前提出了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观点，他认为那些老上访专业户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把他们送到医院就是最大的保障。类似种种的社会议论指向了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热点问题———社会群体性事件。
嘉宾简历
于建嵘，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1962年生于湖南衡阳，2001年7月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获法学博士学位。兼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曾在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主要著述有《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和《中国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等。
土地问题是农村焦点问题
我们关心的类似问题与社会群体性事件有关，为什么大家现在这么关心社会的稳定问题？我一直认为，社会群体性事件是观察社会的重要窗口。为什么我们关心社会群体性事件显著的变化？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实际上都与它有关。今天我要和大家讲两个问题：
，社会群体性事件到底有哪些特点？目前的群体性事件是不是有敌意事件？还是属于其他性质的事件？第二，如何应对？信访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孙东东先生说99%的老上访专业户有精神病？
我们先说第一部分，我们目前面临的社会问题是什么？社会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我曾经接了国家的一个研究课题，就是专门研究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分类，我们将其大致分为几类：农民维权、工人维权、市民维权、社会纠纷、社会骚乱和组织犯罪等，我们一个个来分析。
首先说农民，我曾经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中国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我提出一个概念，我认为中国农民的问题从2003年到2004年以前，主要是抗粮抗税，我用了一个名词叫“以法抗争”。2002年12月22日，湖南省衡阳县农民组织了抗粮抗税，当时我感觉很惊讶，我当时写了篇文章《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社科院作为简报送到中央去了。当时最有名的几个媒体，包括《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栏目把我的意思总结成“让农民自己说话”，最后上了央视的“焦点访谈”栏目。当时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所以在2003年底、2004年初的时候，总理表态说“我们不收农业税了”。
但是我们马上就发现，2004年以后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就是税费问题消失之后，土地问题马上就成为了农村的焦点问题。2004年9月2日，《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报道，叫做《土地问题已成为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我当时在北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说农民的问题已经转移。为什么说转移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可以参考，我们和“焦点访谈”有一个约定。因为每天全国各地有很多人打电话到“焦点访谈”，我们和节目组有合作，可以进入节目的网络系统查看数据，但是每个月要写报告，就目前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发表意见。我们发现，土地问题从2004年5月开始，成为了中国农村的焦点问题。
农民抗税时主要惊动的是县以下的政府，因为根据当时相关的法律规定，县级政府可以决定税费，但是土地问题爆发的时候惊动的已经不是县政府，而是惊动了更高层级的政府。原来抗税的主要是湖南、湖北、江西、四川这些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现在看，土地问题爆发在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北这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农民抗税的地方主要是在偏僻的农村，土地问题矛盾激烈的区域主要在城市的周边地区，可见，区域也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另外，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农民抗税的时候，你要去收税，农民对付你的最好办法就是不理你、走开，要不就见不到人。如果因为土地问题发生冲突，农民就站在土地上，不让你动工，非常具有“土地性”。
外力介入不一样。当年农民抗税的时候，你们可能知道，没有几个知识分子下去研究农民抗税，当年我在湖南调查之后，写了报告，当时北京的学界很惊讶，他们说有这个事情吗？但是经过了四五年的变化，现在大量的知识分子开始进入农村，他们进入农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大批律师进入农村，为什么？因为律师帮农民打一个土地官司，会有不错的收入。
环境污染引发的维权案件值得注意，环境问题在中国农村是很大的问题。而且因环境带来的冲突也可能是很大的问题，在环境问题上，2005年4月，曾经发生了非常大的环境案件，这就是浙江东阳画水镇的事件，所以我们分析，中国农民的问题主要是三个问题：土地、环境、民间改革。
我们再讲讲工人问题，大家都知道目前工人的情况，实际上这些情况2001年在有关部门的表述中已经显现出来，全国总工会认为，现在工人的问题比较严重。工人有一些什么问题呢？从数据当中可以看出一个特点，中国的工人问题情况比较复杂。国有单位改制、拖欠工资、社会保险等问题联动，问题比较分散。工人抗争主要有以下办法：上访、静坐、停工、游行示威、堵塞交通。工人维权抗争走向联合，工人和农民都有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劳资冲突将来是工人抗争的主要问题。
出租车罢运比较频繁，教师停课的问题也比较严重，另外，还要关注市民的理性维权。比如房屋拆迁引发的社会冲突增加，这些都非常值得关注。
社会泄愤事件偶然性大
我把中国80%的维权状况做了一个归纳，大家想一下，这些问题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
第一个特点我认为它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所以我建议你们记住第一句话，维权事件的基本特征就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第二句话，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第三句话是反应性大于进取性，你不找他麻烦，他不找你，中国的老百姓天生就是这样。第四句话是目标的合法性与行为的非法性共存。在我看来，我们认识中国社会的问题要知道这四个方面。
第三个特点就是信息传递因为互联网、短信的出现产生了新特点。互联网有两大特点：第一，它具有开放性；第二，它还有一个隐蔽性。所以互联网作为现代信息传递，和我们原来贴标语口号不是一个概念，网民把信息往网上一贴，全世界都知道了。手机短信可以同时发很多人，超越时空，同时还具有人格性的特点，我们一定要注意现代信息传递的作用对社会问题的影响。
社会泄愤事件的第四个特点就是都有打、砸、抢、烧的行为存在。
最近发生的事情是海南东方事件，从一个很小的纠纷，最后发展成为较大的事件，我们都感到心里有一点浮躁，一件小事突然就变成了大事件。袭警事件也开始增加，因为一件小事就开始袭击警察，我们可以将其理解成泄愤事件，也可以理解成城市犯罪。
经济衰退对社会问题也会带来影响，今年经济衰退是比较严重的，已经发生了一些事情，实际上最近发生的诸多问题都与经济衰退有关。我们的社会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对我们研究人员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我分析了农民、工人、社会的维权，我认为它们具有目标的合法性。我们又分析了社会泄愤事件，我们知道社会泄愤事件中，双方没有利益冲突、没有利益关系。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社会冲突的多发期，这一点不需要怀疑。
应对群体性事件有技巧
接下来我们讲怎么办，有关部门认为最重要的办法是完善信访制度，中央是要把完善信访制度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社会冲突一个最重要的方法；还有就是管理机制。
早在2004年11月4日，《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文章，即《国内首份信访报告获高层重视》，这份信访报告是我写的，我们对信访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我们向中央提了一个报告，信访制度存在的主要缺陷及其政治后果，我认为信访制度有着根本性的缺陷，它不是完善不完善的问题。第一个缺陷就是它的体制不顺，它会把问题向中央聚集；第二个是功能错位；第三个是它的程序缺失，所以我认为信访制度要做彻底的改革。
我想了三个办法：第一个办法你不要给地方施加压力，因为我们一定要了解信访是怎么博弈；你不要开移办单，没有用你开什么？你也不要说到北京告状是违法的，该怎么告就去告。第二个办法就是打开司法大门，利益问题都可以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要让司法脱离地方的控制。最后一点，要靠人大代表来解决这些问题。
信访责任追究制表面上看是中央采取了好措施，迫使地方政府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有几个对策：第一个是收买，第二个是截访。信访解决不了问题，而很多问题现在迫切需要解决，哪些人对社会有不满情绪？可能有失地的农民工，可能有下岗工人。
我简单讲一下管制能力，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司法制衡，大家应该容易理解。
应对社会群体性事件我们要注意一个方面，即心理方面。当没有人闹事的时候，就可以做足防范措施。我发现，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有关人员常常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面拍照。不要这样，当发生事情，老百姓开始聚集的时候，你就把相机对准他，你试验一下，你一对他，他马上就跑。这就符合群体心理的逻辑，一般发生这种事情，都在人特别多的时候，随便哪个人砸玻璃、放一把火的话，个体都能获得亢奋的感受，认为谁也不知道是自己干的。因此，往往这种时候，你就应该把摄像机对着聚集者，把探照灯对着聚集者，实际上人很快就散去了。不信你可以试一下，屡试不爽。我从来不认为，老百姓发生泄愤事件是好事情，泄愤是可以防范的。
社会转型期需要新思维，面对社会冲突需要新思维。2007年12月19日，耶鲁大学学者斯科特到我家去拜访，他和我做了谈话，斯科特讲了一句话：我们要理性看待社会冲突和社会稳定问题。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我们要区别所有的问题，所以我的结论就是面对社会目前的情况，我们整个社会需要理智，不要有一种崩溃的感觉。我们需要对我们这个国家、对我们这个民族有一份责任，也要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担起责任。